高台教：维克多·雨果为何成为受尊崇的圣人

在越南南部，距离胡志明市西北约一百公里的地方，坐落着西宁圣座。殿内的柱子上盘绕着龙，入口上方耸立着两座塔楼，模样让人想起欧洲大教堂的钟楼。这里是高台教信徒聚会的地方。这个宗教于1926年在越南诞生。他们信奉唯一的上帝，认为不同宗教的导师都曾向人类传达他的教诲。

入口附近有一幅绘着三个人的壁画。其中一位是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也就是《悲惨世界》和《巴黎圣母院》的作者。他的身旁站着一位中国革命家和一位越南诗人。高台教信徒将三人都尊为圣人。一位法国作家，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高台教如何在越南诞生

Cao Đài这个名称由两个词组成：cao意为“高”，đài意为“塔”，合起来就是“高塔”。对信徒而言，它让人联想到上帝在天上的宫殿。他们也用这个名称称呼上帝本人，宗教由此得名。

20世纪初，越南处于法国统治之下。许多受过教育的越南人学习法语，阅读欧洲书籍，在法国行政机构任职。与此同时，他们仍然关心本国的信仰。在这里，佛教、道教与儒家思想早已并存。一个家庭里，祭祖可以与佛教祈祷、孔子的道德教诲同时存在。

后来成为高台教信徒的人中，有一位名叫吴文昭的官员。按照宗教传说，1921年，他在富国岛任职时，看见天空中出现一只眼睛，并将它理解为上帝在场的标志。后来，一只眼睛的图案成为新宗教最主要的象征，被称为“天眼”。对信徒来说，它意味着上帝看得见人的行为，也知道人的思想。

当时，在西贡，也就是今天的胡志明市，也有人聚在一起，试图与灵魂沟通。其中有一位海关职员范公稷。参加聚会的人提出问题，记录下他们认为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答复。他们相信，有些人能够接收这样的讯息，再将它们传达给其他人。这样的人被称为灵媒。

这些聚会逐渐发展出一种新的教义。收到的讯息解释了如何祈祷、祭坛应该怎样布置，以及人应当如何生活。1926年，信徒向法国当局宣布成立宗教。同年秋天，他们在西宁附近的鹅茧寺举行了一场大型仪式。

泽西岛上的雨果与会说话的桌子

1853年9月，一位客人来到维克多·雨果在泽西岛的家中，提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建议。女作家德尔菲娜·德·吉拉尔丹坚称，人可以与死者交谈。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一张桌子。

泽西岛位于英吉利海峡，离法国海岸不远。雨果当时正与家人流亡于此。他反对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发动的政变，被迫离开法国。

德尔菲娜来访的十年前，这个家庭经历了一场沉重的丧失。1843年2月，雨果的长女莱奥波尔迪娜与夏尔·瓦克里结婚。同年9月，夫妻二人在塞纳河中溺亡。莱奥波尔迪娜当时只有十九岁。家人保留着她婚礼时的物品，父亲则写诗怀念女儿。

德尔菲娜来到泽西岛时，已经深信“会说话的桌子”。当时，这类实验令欧洲沙龙中的人们着迷：参与者围坐在桌边，将手放在桌面上，等待看不见的交谈者给出信号。如果桌子抬起，或用桌腿敲击地板，人们便将其视为灵魂的回答。

在雨果家，最初几次尝试都没有成功。德尔菲娜认为问题出在桌子是方形的，于是前往玩具店买来另一张小桌：圆形，三条腿。但新桌子起初也没有动。

人们需要按照事先约定的规则解读答复。敲一下表示“是”，两下表示“否”。较长的讯息则按字母表顺序数出字母：敲一下是第一个字母，两下是第二个，以此类推。即使一句简短的话，也得一点一点拼出来。

9月11日晚上，亲友再次围坐在桌边。其中有奥古斯特·瓦克里，他是莱奥波尔迪娜亡夫的兄弟。后来，他在回忆录中详细记述了这次降灵会。瓦克里起初并不相信眼前发生的事。即使桌子开始移动，他也认为是疲倦的双手不自觉地施加了压力。然而，在交谈过程中，在场的人逐渐相信，与他们说话的是莱奥波尔迪娜。

雨果问女儿是否幸福，得到了肯定的回答。问她身在何处时，桌子敲出了“光”这个词。作家于是又问，自己需要做什么才能到她那里去。回答只有一个词：“爱”。

据瓦克里回忆，在场的人都哭了。他们确信莱奥波尔迪娜就在身边，正在回答他们。交谈继续着：雨果问她是否看得见亲人的痛苦，是否留在他们身旁，还会不会再来。

从那个晚上起，降灵会成了这个家庭的日常活动。作家的儿子夏尔·雨果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人们将他视为主要的灵媒。维克多也参与交谈，记录讯息，但并非每次聚会都在场。

渐渐地，参与者开始向其他人物发问。他们相信，但丁、莎士比亚、柏拉图和耶稣都在回答他们。记录中，除了向逝去亲人提出的问题，也出现了关于上帝、永生和文学的对话。

降灵会一直持续到1855年秋天，留下了详细的问答记录和参与者姓名。雨果于1885年去世，部分记录在1923年出版。四年后，金边有人开始收到以他名义传来的讯息。

雨果如何成为高台教信徒的精神导师

金边是越南邻国柬埔寨的首都。1927年，柬埔寨仍保有王室，但法国对国家治理有很大影响。柬埔寨与今天的越南、老挝所在地区同属法属印度支那。因此，法国行政当局可以将职员从西贡调往金边。曾参与创立高台教的海关职员范公稷，就接到了这样的调令。

当局希望让他远离正在壮大的宗教运动。然而，到了柬埔寨，范公稷仍继续与信徒见面，举行降灵会。据信徒讲述，1927年，维克多·雨果的灵魂开始与他们交谈。

讯息以法语和越南语传来。参与者熟悉这位作家的作品，而他生前尝试与死者沟通的经历，也与他们正在做的事相呼应。

高台教信徒逐渐将雨果视为向越南境外传播宗教者的精神导师。他的讯息被认为可以帮助他们完成这项工作。在他们的信仰中，作家还有另一个名字：Nguyệt Tâm Chơn Nhơn，大致可以译为“有着月亮之心的精神导师”。

高台教信徒区分唯一的上帝与帮助人类的灵魂。雨果在这些导师中占有一席之地。他也被与越南著名长诗《金云翘传》的作者阮攸联系起来。按照宗教中的一种解释，同一个灵魂的不同部分可以化身为不同的人。两位诗人的关系便由此得到解释。

高台教信徒还将雨果的名字与祈祷文联系在一起。婚礼用文、为临终者与死者诵念的祷词，以及葬礼仪式中的文句，都有被归于他名下的篇章。信徒相信，这些文字是他们在降灵会中从他那里收到的。

三圣与人类和上帝的约定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西宁圣座入口附近的壁画了。左边是孙中山，一位反对帝制的中国政治家。中间站着雨果，右边则是16世纪越南学者、诗人阮秉谦。人们也认为阮秉谦具有预知未来的能力。

孙中山捧着砚台，身旁两人正在书写：雨果用羽毛笔写法语，阮秉谦用毛笔写汉字。这幅壁画名为《三圣》。高台教信徒将它理解为上帝与人类订立约定的场景，三个人物在其中代表人类。

法语题词的意思是：“上帝与人类。爱与正义。”一位法国人、一位中国人和一位越南人正在共同做一件事。对信徒而言，这表明来自不同国家的人能够跨越敌意。

这幅壁画对高台教的西宁派尤其重要。西宁派是这个宗教内部的多个流派之一。

高台教信徒对雨果的喜爱，也有一段容易理解的现实渊源。后来成为信徒的人，早在学校里就接触过他的书，读到关于同情、不公与人的尊严的故事。1937年，金边圣堂举行落成典礼时，人们谈起了对这位学生时代便已熟悉的作家的热爱。

他的作品在越南被翻译、改编。在一部当地改编的《悲惨世界》中，故事背景被移到越南，帮助主人公的神父则被换成了一位佛教僧人。

天眼与西宁圣座的色彩

这座入口处绘有雨果形象的圣殿于1933年开工，距高台教诞生只有几年。正式落成典礼于1955年举行。建筑的外观结合了类似欧洲钟楼的塔楼、东方的龙，以及这个越南新兴信仰的象征。

三圣壁画后面是主殿。大殿深处有一个绘着星辰和一只眼睛的巨大球体。球体代表宇宙，眼睛则让人想起吴文昭最初接触新教义的传说。这个符号先在建筑正面迎接来人，随后又在祭坛前出现。高台教绘制的特指上帝的左眼，并将其与东方和初升的太阳联系起来。

宗教人员聚集祈祷时，每个人都有规定的位置。殿内地面逐渐升高，形成九级台阶，对应宗教共同体中的九个品阶。因此，仪式中人们所处的位置取决于各自在共同体中的地位。

同样的秩序也体现在服装上。白色衣袍之间，黄色、蓝色和红色格外醒目。这三种颜色由男性教职人员穿着：黄色代表佛教，蓝色代表道教，红色代表儒家。高台教从创立之初便有的融合不同教义的思想，就这样在共同祈祷中变得可见。

许多普通信徒和女性宗教人员穿白色衣袍。高台教信徒将白色与纯洁联系起来，并认为它融合了所有其他颜色。对他们来说，这又是一种表达方式，说明前来向同一位上帝祈祷的人彼此相通。

祈祷、素食与日常生活的规则

高台教信徒可以与家人共同生活、工作，在日常中遵守宗教规则。其中一部分规则与饮食有关。信徒在每个月的特定日子不吃肉，而承担更严格义务的人则长期吃素。因此，同一个宗教之下，也会有严格程度不同的习惯与生活方式。

另一些要求对所有人都同样重要。它们写在高台教的规则汇编《新律》（Tân Luật）中，包括禁止杀生、偷盗、说谎和醉酒。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尤其受到重视。诽谤、挑起争执、违背承诺，也被视为过错。即使向某个人许下的一句承诺，也会成为宗教责任的一部分。

共同祈祷时，这些日常的关切与关于上帝和人的观念联系在一起。人们将花、酒和茶供奉在祭坛上。对信徒而言，每一样供品都代表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花象征身体，也就是人身上一切属于物质世界的部分。酒与生命力相关，茶则与精神相连。因此，高台教信徒供奉这些物品时，也是在将自己奉献给上帝：自己的身体、力量与精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