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发军”：越南首位女将军的故事

1946年，阮氏定出海寻找武器。她当时二十六岁，在越南南部的一个农民家庭长大，没有海上航行的经验。但她的家乡正在与法国人交战，和她一起为国家独立而斗争的人需要步枪和弹药。为了寻求帮助，阮氏定与三名同志一起前往北方。

返程更加艰难。她要避开法国巡逻队，将十二吨武器运回家乡。为此，船被伪装成一艘运送鱼露的商船，阮氏定还雇了四名经验丰富的水手。他们等了整整一个月，盼着合适的风。风终于起来时，海面变得不平静——就在这时，她决定该出发了。

槟椥的女孩

在这次旅行之前，她的生活一直在槟椥的河流与水道间展开。槟椥位于越南南部的湄公河三角洲。她于1920年出生的农民家庭共有十个孩子，阮氏定是最小的。哥哥姐姐下田干活、捕鱼，她则帮着出售捕获的鱼。在回忆录中，阮氏定说，十岁时她就要在凌晨两三点起床，和嫂子一起上船，赶在天亮前将鱼虾送到市场。

当时，越南处于法国统治之下。阮氏定的哥哥参加地下运动，她通过哥哥认识了那些希望争取国家独立的人。起初，她听他们交谈，为聚会的人做饭。后来，她开始负责传递消息、散发传单和报纸，帮助召集居民。十六岁时，她已经参与政治工作；十八岁时，她加入了印度支那共产党。

她的地下活动同志中有后来成为她丈夫的阮文碧。两人结婚后生了一个儿子。孩子出生三天后，法国秘密警察来逮捕了她的丈夫。在丈夫被送往昆岛群岛之前，阮氏定只来得及带孩子去监狱探望他一次。

1940年，她也被捕了。在被送往法国当局关押政治反对者的婆罗（Bà Rá）殖民地监狱之前，她不得不把年幼的儿子留给家人。后来，阮氏定得知丈夫已在昆岛狱中去世。获释后，她重新投入地下工作；1945年，她参加了独立支持者在槟椥夺取政权的起义。这是八月革命的一部分，而八月革命最终促成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宣告成立。

然而，法国试图恢复对越南的控制，南部再次爆发战争。阮氏定接到任务，要去北方会见领导层，报告抵抗运动的处境并争取援助。她就这样成为海上远行的参与者之一。

十二吨武器

阮氏定和同志们于1946年春天前往北方。返航时，武器在越南中部海岸装船：十二吨货物要被送到南部海岸，那里的武装队伍正等着它们。为了向巡逻队隐瞒武器货物，船被伪装成运送鱼露的商船。

为了返航，阮氏定雇了四名经验丰富的水手。接下来只能等待季风。11月，在等待一个月后，船出海并遭遇风暴。已发表的航行记述说，恶劣天气帮助他们避开了敌方的注意。货物最终成功运抵槟椥。

许多年后，当从北方向南方定期海运武器的线路建立起来时，人们开始把这次旅行视为海上胡志明小道的先驱之一。1946年时，那还是遥远的将来：阮氏定回到家乡，继续与当地地下活动者和妇女组织一起工作。

1960年的槟椥

与法国的战争结束了，但阮氏定并没有迎来和平的生活。1954年日内瓦协议之后，越南被分割：北方由胡志明领导的共产党人掌权，南方则由美国支持的吴廷琰政府统治。原定通过全国选举实现国家统一，但选举始终没有举行。

阮氏定留在南方。儿子去北方读书，她则躲避当局，继续从事地下工作。南方当局迫害共产党人及其支持者，进行扫荡和逮捕。据有关那些年的回忆，阮氏定改变外貌，时而扮作商贩，时而扮作农妇，藏身于帮助地下运动的居民家中。

到20世纪50年代末，共产党领导层允许南方支持者发动反对吴廷琰政府的武装起义，并以居民的大规模抗议加以配合。阮氏定在一次党领导人的会议上得知这一决定，随后回到家乡槟椥，她在那里担任省委副书记。她需要与当地同志讨论起义的准备工作，但无法一次召集所有负责人。她坚持让已经在场的人着手准备，不要等其他人回来才行动。

他们决定从莫盖（Mỏ Cày）县的三个社开始。武器很少，一部分枪只好用木头削制。假枪被涂成黑色并配上枪套，看起来像真枪。其中十一支至今保存在博物馆藏品中。配合使用的还有鼓、木制敲击器，以及竹筒发出的巨响。同时，人们散布消息，声称有大批武装队伍抵达当地。起义者需要让守军相信，他们面对的力量远比实际强大。

1960年1月17日，起义开始了。武装小组和居民包围据点，解除当地自卫力量的武装，解散政权机构。起义迅速蔓延到邻近村落。这些行动被称为“同起”（Đồng Khởi），通常译为“同时起义”。阮氏定是这项共同工作的领导者之一。

作为回应，政府向当地派遣军队。对居民而言，攻占据点带来了村庄里新的军事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仍须继续抵抗，妇女们决定直接向县当局提出要求。

县政府外的船只

春天，周围村庄的船开始抵达莫盖（Mỏ Cày）。妇女带着孩子、老人和病人，携带衣服、毯子、蚊帐和锅。关于这些抗议的记述中，还提到了受伤的亲属。抵达的人在政府机关外、有顶棚的市场里、人行道上和学校里安顿下来。他们也在那里做饭、安排过夜。

这种策略被称为“反向疏散”：离开正在进行军事行动的村庄后，人们来到代表政府权力的人面前。他们要求停止扫荡和炮击，救助伤员，提供药品与食物，撤走军队，好让他们回家。整个家庭不得不带着生活用品留在县城。

早在2月，一次早期抗议的参与者就向县长送去了一份针对军方行为的书面申诉。两名妇女受命将它送过军事封锁线，纸张藏在盛米的容器里。抵达政府机关后，其中一人将申诉交给县长。后来，其他社的居民也加入抗议，参加者轮流接替。官员可以承诺把要求转达给上级，但人们并不散去。来自村庄的申诉成了县城每天必须面对的问题。

根据已发表的春季抗议史，其中一次持续了十二天，最终以军队撤出三个社结束。抗议与武装小组的行动及针对士兵的工作同时进行。阮氏定依靠多年地下活动中建立的联系，参与组织了这场抵抗。

为什么叫“长发军”

这场妇女运动逐渐有了“长发军”这个名字——Đội quân tóc dài。参加者上街示威、传递消息，帮助掩护地下活动者，为队伍提供物资。妇女也参加武装斗争。这场运动汇集了不同的抵抗方式，并不是一支单独存在的部队。

妇女们还在南越军队士兵的亲属中争取支持。她们请母亲、妻子和姐妹劝说自己的亲人不要参加扫荡，不要向居民开枪，也劝他们离开部队或转向起义者一方。这种面向军人的工作称为“兵运”（binh vận）。

这样的抗议依然危险。妇女会被扣留和逮捕，孩子和老人在场也不能保证安全。要继续抗议，必须在各社之间协调，传递信息，组织不同群体轮换。这个鲜明的名字背后，是持续不断的组织工作，而阮氏定在这方面已有多年的经验。

从槟椥出发，这种妇女参与方式传播到南方其他地区。农妇、女工、商贩、教师和修女都加入其中。有些地方以示威为主要行动，另一些地方则着重与队伍联络，或与在军中服役的亲属交谈。阮氏定的名字越来越常与这场运动一起被提及。

给儿子的信

阮氏定在槟椥组织抗议时，她的儿子生活在北方。据越南妇女联合会发表的记述，分离六年间，她只收到儿子的一封信和一张照片。

在保存下来的一封1959年的信中，阮氏定写道，她相信儿子，并劝他更加努力学习。他可以通过参与建设社会主义北越，表达对留在南方的父母和家人的爱。即使是在写给自己孩子的信中，她也把他的未来与为国家工作联系起来。

1960年9月初，阮氏定在一次工作出行中再次给儿子写信。她还不知道，已经没有人能给她回信了：儿子于5月4日因病去世。消息在他去世几个月后才传到她那里，那时信已经寄出。

战后，她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幅她与丈夫、儿子在一起的肖像。博物馆说明将它称为照片蒙太奇——由不同照片拼合而成的图像。那时，两人都已去世多年：丈夫死于昆岛狱中，儿子死于北方。

女将军

对阮氏定来说，战争仍在继续。1965年，她以副司令员身份进入南越解放军指挥层，职责包括游击运动。直到九年后，将军军衔才出现在她的履历中：1974年4月，她成为少将，也是越南人民军首位女将军。

同志们的回忆还保留着她的另一面。到部队探访时，阮氏定带来茶、糖果、针和线，休息时会缝补士兵破损的衬衫。人们称她为阿姨、母亲。在照片中，军装旁常能看到一条格纹围巾——khăn rằn。这是越南南部常见的生活用品，也成了她形象中容易辨认的一部分。

战争结束后，阮氏定领导越南妇女联合会，并于20世纪80年代末成为国务委员会副主席。她继续走访全国，与妇女见面。那些年她所做的工作之一，是创建一座博物馆，让妇女们可以将自己的物品、文献和回忆交给它保存。

妇女博物馆

位于河内的越南妇女博物馆成立于1987年。距开放还有八年：需要建设馆舍、征集藏品、筹备展览。阮氏定寻求支持，联系各个组织，接受捐款。出行时，她随身带着一个包和一本笔记本，在本子上记录募集到的钱。

妇女和她们的家庭保存下来的物品陆续进入未来的馆藏。这些物品让人们能够通过那些传递消息、藏匿同志、等待亲人、养育孩子的人来讲述战争。博物馆也为日常劳动、不同民族的婚礼习俗和服装留下了空间。家庭、国家历史与服饰文化成为常设展览的三大主题。

阮氏定于1992年8月26日去世。博物馆于1995年10月20日向公众开放，那时她已经去世三年。在与她有关的展品中，保存着她生命最后一年用来装博物馆建设捐款的那个包。